何以图穷匕见？“九九密电”

9月9日正午时分，前敌总指挥部成功破译了红军总部发来的一封“密电”。

叶剑英曾深情回顾，他如何获知那封至关重要的“密电”，并将其及时上报中央的经过。

约在1935年九月初，我们抵达了巴西地区的一个名叫潘州的村庄。我、徐向前以及陈昌浩共同寄居在一座喇嘛庙中。中央机关以及毛主席一行人亦居于邻近。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抵达阿坝后，便选择停留，不愿继续北上。尽管中央多次敦促他继续北进，他却始终不予理会。此外，他还对陈昌浩等人北上之举加以阻挠。我们则在巴西地区耐心等待他的决定。

在9日的会议上，前敌总指挥部的会议室里，新任命的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激情洋溢地发表讲话。就在这时，译电员匆匆而入，递给我一份由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其措辞强硬有力。我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亟需立即告知毛主席。尽管内心焦虑不安，我仍保持镇定，将电报藏入口袋。稍作片刻，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会议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赶往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阅罢电报，面色凝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短小的铅笔和一张烟纸，迅速将电报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对我说：“你速速返回，切勿让他们察觉你曾至此。”

我急忙返回现场。会议尚未结束，陈昌浩正继续发言。我将电报重新交还给他。当时一切并无疏漏。中央急需撤离，否则将面临危险。我们应前往三军团，寻求彭德怀的支持。[1]

叶剑英在回忆中未曾透露电报的核心信息，仅用“语气强硬”一笔带过。

彼时之际，张国焘图谋“南下”的消息早已不再是机密，而真正构成秘密的，正是他那份强硬的口吻。

彼时，毛泽东驻足于甲吉村，此村位于潘州村之东大约两公里处，且红四军一个团的警戒部队亦在此驻守[2]。而周恩来则居于潘州村之西大约三公里的牙弄村。从地理位置考量，当时38岁、历经沙场、身体健硕的叶剑英在潘州村获知该电报后，立即“疾驰”前往甲吉村探望毛泽东，继而又“匆匆返回”至潘州村的前敌总指挥部会场，这一往返的时间大约在一小时之内——即便是最慢的情况，也不会超过一个半小时[3]。

根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记载，叶剑英送达了所谓的“密电”之后，毛泽东迅速抄录了电文内容，并向叶剑英传达了危险的信息，强调他必须立即返回，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随后，毛泽东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紧急商议，一致认为继续劝说张国焘率部北上已无可能，且此举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王稼祥在牙弄村的经堂紧急召开会议，决定迅速撤离险境，并指挥红一、三军即刻北上。同时，他们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所变动，要求一军在原地待命。[4]

在党中央作出决策并果断不再等待张国焘之际，毛泽东依然对徐向前与陈昌浩进行了最后的努力。尽管陈昌浩已转变初衷，同意南下的决定，毛泽东仍对陈昌浩说道：“中央书记处还需召开一次会议，周恩来同志目前正在牙弄村休养，我们便前往他那里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南进的相关事宜。”

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徐向前亦提及了毛泽东当时向他征询意见的情景。

夜幕降临，毛泽东主席亲自莅临我的住所，于庭院中询问我：向前同志，你如何看待此事？我回应道：既然两军已成功会师，便不宜再度分离，若四方面军分裂成两部分，恐怕不利。毛主席观察到我的立场后，未再发表意见，便叮嘱我早些休息，随后便离开了。[5]

在充分了解徐向前与陈昌浩不愿将四方面军部队拆分、且赞同南下的决心后，中央已经洞悉，带领整个右路军先行北上已不再可行。

9月9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紧急召开会议，决议即刻率领红三军及军委纵队先行北进，并传达命令，要求驻俄界的林彪、聂荣臻所部原地待命。此次会议，史册称之为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据若尔盖县党史部门的研究，此次紧急会议最初于周恩来住所举行，随后转移至牙弄村村口的一座经堂继续进行。

当晚，中共中央向张国焘同志及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发送了一份重要电报。

国焘、徐、陈：

关于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明确指出其行为实属不妥。中央在此恳切指出，当前形势下，唯有向北才是我们的出路。向南不仅敌情严峻，地形险恶，民众和物资供应也对我们极为不利，这无疑将使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中央坚信，北上方针绝不可动摇，左路军应迅速北上。若东出遭遇不利，不妨西渡黄河，占领甘肃、青海的交通要地，进而向东推进。请速速回复。[6]

电报之抬头，未见朱德、刘伯承的名字，独缺张国焘，而添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二人。按时间线推断，此电应在9月9日的下午或夜间发出——即在徐向前、陈昌浩向党中央表达南行意向，以及在牙弄村举行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之前。电文中的“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实指张国焘于9月8日22时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的，要求“立即设法解决南下具体问题”的密电。由电文内容“在东出不成的情况下，可以西渡黄河，占据甘、青交通要地，之后再向东方进军”，不难看出，这番话正是为了解开张国焘坚持西进的心理桎梏而作出的变通之策。

电报的立场鲜明，措辞亦颇为坚定。

中央迅速作出红一、三军团率先北进的决策实属仓促，若依照9月8日发出的七人电报中提出的“从右路军中分出一部分兵力，率先行动，并与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协同作战”的规划执行，即便仍为分兵作战，亦将极大地有利于红军的未来前景及革命全局的稳定与发展。

遗憾的是，张总政委接连犯错，致使局势变得无法挽回！

叶剑英回忆起那晚的情形。

“我无法先行离去。你们请先行，若我一旦离开，恐怕众人亦难脱身，我自会随后赶到。”[7]

如何有效领导直属部队？叶剑英提出了“筹措粮食，准备南进”的理由。

我与徐向前商议道：“总指挥，总政委已电令我们南移。我们应当迅速筹备，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储备。我已拟就一份通知，将下发至各直属队，要求他们自行觅地筹粮，务必在十日内完成粮食的筹备。”他回应道：“甚好！”在获得他的首肯之后，我即刻起草了通知，并准备发放至各饮食单位。通知中明确指出，今晚两点钟准时出发，自行寻址进行粮食采集。通知完成后，呈递给陈昌浩审阅。他赞同地说：“确实如此，粮食的准备是当务之急。”

随后，我召集了直属队负责人召开会议，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同志均出席了会议，总共有七八位同仁。在会上，我详细阐述了这一情况。我强调，中央机关已先行离开，今晚两点我们将一同启程，时间上容不得丝毫偏差，不论是提前还是延后都绝不允许。我们必须在整两点准时出发，并且我要求大家务必遵守保密纪律，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行动。[8]

一切安排妥当后，叶剑英仍心系一件要事——那便是他与彭德怀共同商定的计划：务必将全军仅存的那份十万分之一比例的甘肃省地图，以及至关重要的军委二局一同带离。

那个夜晚，我怎能入眠？九点便躺上了床，却直至凌晨两点多才渐渐入睡。心中时刻萦绕着时间的流逝。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躺在床上，我不敢让自己沉入梦乡。大约一点四十五分，我终于挣扎着起身，在此之前，我早已安排了一位名叫吕继熙的小参谋，让他将甘肃的全图带来，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藏于床底下的藤箱之中。起身之后，我迅速穿上大衣，从床下取出地图，便步履匆匆地向外走去。

我即刻前往萧向荣的住处。他方才起床，我向他叮嘱，务必迅速将地图藏匿起来。我强调道，这张地图你务必要妥善保管，切不可遗失，它关乎生死存亡。那时，全军仅存有一份甘肃地图，我在交给他时，时间还剩五分钟。我摸了摸口袋，发现手枪遗忘在身上了，便想返回去取。萧向荣劝阻道：“你不必回去，那样太危险了！”我回应道：“没关系，我是公开身份出来的，此次出来是为了检查前往打粮的队伍。”

我取回了手枪，轻柔地推了推守在门口的“死卵”——警卫员范希贤。他依旧沉睡，我担心惊扰到他人，便悄然离去。我佯装巡视部队出发的姿态，这样的行为恰是参谋长职责所在，自然不会引起任何怀疑。[9]

9月10日凌晨2时，叶剑英悄然告别了潘州村。他身边仅携带着一份详尽的十万分之一比例的甘肃全省军用地图。不久后，在牙弄村附近的一座磨房旁，他成功与从巴西急速赶来的军委直属队以及由曾希圣率领的军委二局汇合。随着黎明的到来，他们终于在罗磊山脚下追上了中央的队伍，与彭德怀、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会面，这才如释重负。

叶剑英回忆：这口气不敢松。

行走间，邂逅了彭德怀、秦邦宪，以及张闻天。稍后，秦邦宪突然拉住我的手臂，语气紧迫地提醒道：“老叶，你得先行一步。此处，你不宜久留。”

“我与您步伐一致。”

秦言：“你我并非同路人，有人意图对你不利。”

我说：“好，我走。”

历经一夜的跋涉，我终于在天明之际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喜悦地开口：“哎呀，剑英同志，你终于出来了！真是太好了！”他看着我，满脸的喜悦溢于言表。

‘找到后便将其处决。’”

“谢谢提醒。” [10]

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职的杨尚昆，彼时亦随军委直属队一同行动。他回忆道：

当我们（杨尚昆、叶剑英、罗迈）出现在他面前时，毛主席喜悦地开口：“你们终于露面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一直为你们的安全担忧啊！”

毛主席幽默地调侃道：“尚昆啊，你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啊！”

那天，总政治部的宣传队伍即将前往前敌政治部报到，队长刘志坚与李伯钊（杨尚昆同志的妻子）一同前来探望我，询问有何事宜需交代。彼时，我们已经计划于当晚行动。若将此事透露给他们，恐泄露机密；若让他们推迟出发日期，又担心引起陈昌浩等人的猜疑。若他们得知中央的意图，进而拘禁中央领导人，恐将酿成大祸。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忍痛不说，让他们照常报到，并在关键时刻再设法通知他们。

宣传队与我们居住地相距约十华里，夜幕低垂，十点钟时，我派遣警卫员小张前去传达消息。然而，由于种种误会，小张误入歧途，待信件送达时，陈昌浩已察觉我们启程。李伯钊、送信的警卫员以及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均被扣留，被迫随军南行，甚至被当作潜入的间谍接受审讯。因此，我不仅失去了一名士兵，还赔上了夫人李伯钊。

直至一年之后，四方面军与中央再度重逢之际，伯钊已往返穿越草地达三次，承受了诸多艰辛与跋涉的考验。[11]

罗迈（李维汉）肩负重任，将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以及总政治部等单位引至巴西。直至凌晨，中央机关与总政治部均已启程，而政府机关却尚未出动。李维汉焦急万分，目睹他们仍在忙碌地整理辎重，无奈之下，只得将未打包的物资尽数抛弃，以确保安全抵达阿西茸，从而得以与党中央保持同步。

军委纵队中老弱病残者众多，携带的坛坛罐罐亦不少，途中更需穿越已被围困的卓藏寺。经过一番波折，直至天色渐亮，方才得以与党中央及三军团的队伍汇合——此处的位置，大致位于罗磊山的北麓。

恰在此时，徐向前与陈昌浩亦闻悉党中央已北进的动向。

注释

[1]《叶剑英传》第256至257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5年3月首次出版。

[2]吕黎平著《红军总部的辉煌岁月》，载第154至155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12月首次出版。

[3]这一推断基于毛泽东与前敌总指挥部的最大距离。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是毛泽东当时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更接近前敌总指挥部。以若尔盖县党史办所认证的毛泽东在甲吉村的住处为例，那里距离前敌总指挥部已属较远——事实上，甲吉村西不远处即有求吉寺的战斗激烈进行，因此毛泽东不可能在那一带活动。

[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载于人民出版社与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1993年版，第511页。

[5]《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徐向前将军在第302页的论述，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88年10月首次出版。

[6]《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北上方针，不得变更左路军迅速北上的指示——致张国焘电》（1935年9月9日），收录于《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672页。

[7]《叶剑英传》一书，收录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首版中，具体内容可见第257页。

[8]《叶剑英传》一书，第257至第258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95年3月首次发行。

[9]《叶剑英传》第258至259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1995年3月首次发行。

[10]《长征：历尽艰辛的征程》（1982年3月12日至4月2日），收录于《叶剑英军事文选》，第7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3月首次出版。

[11]《杨尚昆回忆录》——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01年9月首次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