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战役中志愿军19兵团遭重创，所辖三个军长授衔情况如何？

在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19兵团遭受了严重的打击。那么，这个兵团下属的三个军长后来的军衔情况是怎样的呢？

1951年1月8日，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结束。志愿军虽然成功将敌人击退到三八线，并占领了汉城，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敌人损失了一万，志愿军也损失了八千。而且，和火力强大的现代化美军作战，损失更是惨重。第一批入朝参战的部队，来自第四野战军的第38、39、40、42、50军和华北军区的第66军，已经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损失巨大，尤其是兵员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补充。

原先志愿军计划休息两个月，补充兵员和物资后再发起春季攻势，但这时他们的对手变成了经验丰富、老谋深算的李奇微。

李奇微早就看出了志愿军补给不足的问题，利用美国强大的补给系统迅速补充了联合国军的兵员和物资。在三次战役中主动放弃汉城，就是为了避开志愿军的锋芒。他知道志愿军难以持续发动攻势，所以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到半个月，就对志愿军发起了全面反攻，打乱了志愿军原计划休整两个月的安排，让志愿军不得不仓促应对。

第四次战役让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38军等部队再次遭受重创。在南汉江阻击战中，第50军和38军虽然顶住了美军的疯狂进攻达20天，但自身损失也很严重。万岁军38军又损失了一万余人。加上前三次战役的损失，几乎损失了50%的兵力。而且损失的大多都是军中的骨干，很多连队都被打光了。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许多干部战士面对严重的伤亡、稀缺的弹药和粮食，开始愤怒地喊道：“三十八军还存在吗？非要和四野这支王牌主力部队同敌人拼个两败俱伤吗？这是怎么打仗的？要是林总指挥在这里，怎么会这样使用三十八军，骨干都打没了！”

连死都不怕的万岁军干部战士们发出了这样的牢骚，这说明情况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从2月17日开始，志愿军调整了战略计划，决定在全线进行运动防御。他们打算通过放弃一些地区来争取时间，设置了三道防线，每道防线计划坚守20到30天，总共争取两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以保护第三批部队的安全集结，并为反击做准备，等“联合国军”深入后再发起反击。

现在需要加入新鲜血液了。

在志愿军组建之前，1950年8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检查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准备时，曾设想边防军出动参战后的补充问题。最后决定采用轮番作战的方式，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作战后需要补充时，可以派第二线部队整补。

当东北边防军开始行动后，中央军委也准备好了后备的第二和第三梯队。

第二线部队由驻扎在陕西的国防预备队第19兵团以及隶属于西南军区的第12、第15、第60军组成的第3兵团组成。经过前期的准备和长途跋涉，这些部队终于在4月中旬抵达了三八线附近。

支援的部队终于来了，从抗美援朝的第一场战役开始，一直打到现在，第38、39、40、42四个军退到了朝鲜北部的后方进行休整，而第50、66军则奉命返回国内进行整顿。

刚刚加入前线的19兵团、3兵团和完成休整的第9兵团，将成为第五次战役的主要力量。

第19兵团的前身是华北军区的第2兵团，这个兵团在1947年5月成立，由杨得志担任司令员，罗瑞卿兼任第一政委，杨成武担任第二政委，耿飚担任参谋长，他们一起组成了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后来，杨成武带领一部分部队从第2兵团中分离出来，组建了第3兵团。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期间，第2兵团参与了平津战役。在新保安，他们成功击败了国民党军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在这段时间里，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2兵团改名为第19兵团，并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指挥。

1949年4月底，第19兵团参与了攻占太原的战役，之后被编入第一野战军。后来，第19兵团又参与了解放大西北的战斗。解放后，兵团机关及其下属的三个军驻扎在宁夏和陕西地区。第19兵团和四野第13兵团（驻扎在河南）都被指定为国防预备队，准备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迅速行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第19兵团进入朝鲜后，也打了不少精彩的仗。比如，第63军突然突破临津江，成功击溃了英军29旅中的比利时营和著名的皇家陆军双徽营——格罗斯特营。在这场战斗中，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虏了63名英国士兵，因此被志愿军总部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

在朝鲜战场上非常活跃的英29旅遭受了重大打击，人员损失超过一半，这件事让整个英国都感到震惊。

然而，19兵团后来也遇到了重大挫折。第64军在未能成功渡过临津江后，长时间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导致64军和65军的五个师，大约六万人，拥挤在仅有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美军的地面和空中炮火给这些部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约有一万人伤亡。

在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在撤退过程中突然遭遇美军的猛烈反攻，大量部队被美军包围。为了争取时间建立新的防线，第63军在铁原25公里宽的正面，顽强抵抗了美军4个主力师、1600门火炮、400辆坦克和众多飞机长达十多天的猛烈攻击。彭总已经做好了可能损失63军的准备，以确保大局。

在铁原防御战之前，63军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经过铁原的战斗，63军又减少了超过一万人。对于原本只有3.6万人的63军来说，人员损失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几乎无法继续战斗了。战后，彭总亲自前来慰问63军，军长傅崇碧只简单地说了三个字：“我要兵”。彭总当即回答：“给你补充两万人。”

虽然志愿军最终稳住了防线，没有遭受灭顶之灾，但第19兵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前分析过五次战役先胜后败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轻敌。轻敌的原因是新入朝的部队缺乏与强大现代化外国军队交手的经验，只是依据在国内打日本和国民党军队的经验。

从第19兵团的历史来看，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主要面对的是傅作义和阎锡山的部队。后来，他们还前往西北地区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交战。然而，他们并没有与装备全美械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交过手，也没有与三野和全美械的整编74师、二野和美械的第18军、第5军交过手。可以说，他们没有遇到过装备全美械的部队。

在过去的战斗中，四野13兵团曾与装备精良、由美军培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交手。这两支军队虽然士兵都是中国人，但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与美军相差无几，火力非常强大。这让习惯于密集冲锋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初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东北民主联军不得不调整战术，采取了诸如三三制、四组一队、一点两面、以及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术的方法，这些战术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军猛烈的火力面前，单纯依靠人数优势进行战斗很容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把五个师的兵力集中在只有20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带，而且是临津江边的险地，这样让这么多经验丰富的战士遭受损失是非常不值得的。

在兵力方面，第19兵团的各个军相比早期入朝的部队显得比较薄弱。当时，每个军的人数只有3万多人，最多的第64军也不过3.8万人，整个第19兵团加起来总共才11万人。而最早入朝的六个军中，人数最少的第50军也有3.6万人，其他五个军的人数都在4万人以上，其中人数最多的第42军达到了5.3万人。

后来9兵团入朝前，每个军都扩充到5万人，整个兵团共有15万人。同时入朝的3兵团也有接近15万人的兵力。

第19兵团在兵力上是最弱的，尽管如此，在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第63军仍然坚守住了铁原，确实非常不容易。

那么，曾经作出巨大牺牲的19兵团下属的第63军、第64军和第65军，后来的军政主要负责人被授予了什么样的军衔呢？

傅崇碧是第63军的军长，他16岁就加入了红军。在抗美援朝时，他才35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主要在红四方面军服役，不过多数时间是在地方部队工作。

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担任过团政治处主任和团政委的职务，并参与了百团大战以及在晋东南和冀中地区抗击敌人的多次战役。

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的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十旅的旅长，以及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的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了平绥、太原、石家庄、新保安、宝鸡、兰州等重要战役。

傅崇碧的资历还很浅，刚开始时也没担任过主力部队的军事主官。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才逐渐担任起军事主官的职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表现得很优秀，特别是铁原阻击战非常有名。但1955年，他只被授予了少将。

不过，回国后他担任过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还曾担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要知道，北京卫戍区直接负责保障北京地区国家首脑机关的安全。傅崇碧长期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显然得到了上级的绝对信任。而让他一战成名的铁原阻击战，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63军入朝时的政委是龙道权，他17岁就参加红军，入朝参战时37岁。龙道权是中央红军的一员，红军时期他在红四军、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担任过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并且参加过长征。

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他担任了团政委和军分区副政委等职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的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1949年，他成为第63军的副政委，参与了大同、正太、青沧、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和兰州等重要战役。

龙道的权力和资历一般，也没当过军事主官。他的革命生涯主要在政治工作上，而且大多是副职。1949年，他只是担任军副政委，属于副军级。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升为正军级。因此，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曾思玉将军在40岁时带领第64军赴朝鲜作战。他19岁就加入了红军，22岁就已经担任团政委。长征前，他在红军中的精锐部队——红一军团的红二师担任通信主任。红二师是林彪指挥下的两支精锐部队之一，师长是勇猛的红军将领陈光。从那时起直到长征结束，曾思玉一直在红二师工作，先后担任过团政委等职务。在红军时期，他可以说是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在抗战时期，他先后在八路军115师343旅和685团、686团担任政治处主任等职。343旅之前也多次提到，它是红一军团改编来的，是林彪领导下的两个旅之一，旅长是陈光。685团和686团也人才济济，出了上将肖华、邓华、李天佑等。此时，正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梁兴初、张仁初等开国中将也在343旅担任营长职务。

1938年，曾思玉又被派到115师的344旅（旅长为徐海东）担任团政委。这意味着他在八路军最精锐的115师的两个旅中都担任过高级军官。之后，他还担任过旅长、军分区司令等重要职务。

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思玉于1947年6月就开始担任纵队司令一职。到了1949年初，原来的第四纵队改名为第六十四军，曾思玉则成为了该军的第一任军长。

曾思玉年轻时就加入了军队，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部战斗。他参与了长征、五次反围剿，以及平型关大捷和平津战役等重要战役，且在各个时期的主力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后来，他还率领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战功。尽管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64军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军衔评定。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第64军入朝时，政委是王昭。王昭在15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平山县委书记和中共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中共石门市委书记兼市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过晋察冀（华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和第19兵团64军政委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在志愿军中担任第19兵团政治部主任。回国后，于1953年3月进入公安部工作，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并且在青海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和省军区第二政委。

由于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并且在授衔前已经离开了军队，因此在1955年没有获得军衔。

第65军刚入朝时，军长是肖应棠。他15岁就加入了红军，入朝参战时已经37岁。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红三军团当过排长，后来在红军学校担任过连长和营长。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担任了干部团的连长，长征途中又担任了红一军团一师作战部的参谋。

抗战时期，他在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担任作战参谋，后来成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涞源支队的支队长，接着担任第三团的营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最终担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参与了平型关战斗、黄土岭战役以及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开始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四旅的旅长，第八纵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9年，任第十九兵团六十五军的副军长。参加过正太、清风店、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

肖应棠在红军时期虽然在主力部队服役，但只是一名参谋，并未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抗战期间，他在主力部队也没有担任过主要军事领导职位，直到后来才升任新组建部队的团长和军分区司令，资历上稍显不足。然而，在抗美援朝时期，他已晋升为正军级干部，因此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第65军到朝鲜时，政委是王道邦。他19岁就加入了红军，到朝鲜参战时正好40岁，有着丰富的经历。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他曾担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的排长、宣传队队长以及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他还曾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的总支书记，第二师第五团的代理政治委员等职务。他参与了中央苏区的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又担任了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的科长。他还参加了东征和西征的战役。

在抗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的组织股股长。在平型关战斗之后，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第1团，担任政治委员，参与了黄土岭等战斗。

在黄土岭的战斗中，部队成功击毙了日军中一位非常厉害的将领，他被日军称为“名将之花”，是蒙疆驻屯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旅团长，名叫阿部规秀。这次胜利对日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从1941年开始，他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和代理司令员的职务。他参与并指挥了任河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第13旅的旅长和政委，第3纵队第8旅的旅长和政委，纵队副政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华北军区第8纵队的政委，以及第65军的政委和宁夏军区的司令员等职务。

王道邦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主力部队工作。抗战时期，115师独立团是由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军团第一师改编而来的。1937年11月，独立团扩大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并兼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2月，整编为军区第1支队兼第1军分区。

而在抗战开始的时候，王道邦

调任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担任第1团的政治委员，相当于成了主力部队的团级领导。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兼任了旅级部队的军政领导，资历相当丰富。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