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红色政权的第一位外交官

八一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一次军事壮举，其核心领导力量由以周恩来同志担任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构成。在此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已在1927年4月12日背叛了革命事业。面对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举起反抗的旗帜，组建起自己的革命武装。为此，在南昌成立了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力量为主体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以此作为起义的号角，于8月1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起义取得胜利后，中共前委果断作出决策，主动撤离南昌城。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率领下，起义部队不畏酷暑，历经重重磨难，挥师南下，目标直指祖国南海之滨的港口城市汕头，并计划在那里展开大规模的行动，最终目标是夺取广州。

1927年9月23日，除留守于三河坝的部队外，3000余位起义军战士迅速接管了潮安县城，即潮州。次日，他们顺利进军汕头，并即刻着手重新构建和完善了该市中共党组织及共青团的组织架构。25日，汕头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其成员包括赖先声、潘浓深、陈耀潮、郑成和、吴焕珠、马庆川、古梦真、宋飞雄、张善恭、炳英、陈振韬、杨石魂等。共产党员赖先声被任命为市政委员长，标志着建政工作的圆满完成。（摘自《石叻总汇新报》，1927年10月20日，第2页）汕头市革命委员会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成立的红色政权。当天，汕头市动员了逾万名工农群众，举行了一场热烈的集会，以欢迎起义部队的到来并庆祝红色政权的诞生。全市400多支宣传队深入各街巷，张贴革命标语，营造出浓厚的革命氛围。

《槟城新报》1927年10月19日，第8页）这些举措极大地激发了贫苦人民的革命热情，汕头的革命斗争因此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景象。

汕头，昔日我国南海沿岸的璀璨港口，声名远播。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美国、挪威等国的领事馆纷纷设立于此。起义军挺进汕头之后，英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的兵舰十艘，以及国民党的舰艇十余艘，陆续驶入汕头港。27日的清晨，"飞鹰舰"逼近石炮台，吹响激昂的冲锋汽笛，"华阳"、"民生"、"大有"等军舰则在市内海湾——礐石海面上巡弋，向起义部队展示威严。次日，在"飞鹰号"炮火的掩护下，"日本驻汕第十四队驱逐舰"迅速派遣200余名海军陆战队登陆。（陈汉初《周恩来在潮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736页）

国民党军队派出姚雨平率领的宪兵八十名，勇猛进攻仁和、镇邦、永平、升平、福平等重要街区。此时，日本在汕头的机构、日本企业以及外国领事馆周边，均被日军陆战队士兵所占据，气氛紧张，宛如一触即发。

迳启者，现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颁发第一百四十五号任命状，正式任命郭沫若担任潮海关监督一职；此外，依据第一百四十六号任命状，郭沫若同时被任命为汕头交涉员。据此，本人作为监督兼交涉员，已于本月二十五日正式到任并开始履行职务。在此，除已向上级呈报并分别函告相关单位予以查照外，特此函告。

贵司查照。

日祉

潮海关监督署启（原件存广东省档案馆）→ 潮海关监督署启存广东省档案馆

郭沫若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在共产党领导下红色政权担任外交职务的官员。

在南昌起义的烽火中，郭沫若身负重任，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一职。9月26日，由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宣传部主办，《革命日报》正式创刊。该报的创办由宣传部负责人恽代英亲自执掌，而郭沫若则亲笔题写了报头。创刊号通体鲜红，更以郭沫若挥毫泼墨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布告》增色。据许美勋（许峨）回忆，彼时汕头的街头巷尾，到处张贴着这份创刊号。他仍清晰地记得布告中的几句铿锵话语：“蒋逆中正背叛在前，汪逆兆铭背叛在后，锦绣河山破碎不堪。……本会于南昌举义，承继革命正统……”此布告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罪行进行了严正声讨，并宣布南昌起义部队为革命之师、正义之师，对于安抚侨民、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潮海关发布监督函，正式通知汕头税务司，郭沫若已获任新职。

担任潮海关监督一职后，郭沫若便在汕头设立了“潮海关监督署”，同时接管了原有的汕头交涉署，并发布了一则公告，要求“原有交涉署职员照常到署办公”。肩负着监管海关事务与外交交涉的双重重任，郭沫若致力于对被帝国主义国家占领的潮海关进行有效监督。他以交涉员的身份，积极与外国驻汕使节进行照会，同时开展了一系列旨在安抚国内外驻汕商人和侨民的内外公关活动。

27日，郭沫若主持召开了汕头市总商会的会议，旨在聆听商界同仁的宝贵意见。在会上，汕头总商会的商人提出“拒绝使用桂湘鄂中央纸币”的诉求，郭沫若对此表示赞同，并承诺将予以批准。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郭沫若、邓演达、宋庆龄、谭平山、贺龙、恽代英联名署名）发布的《布告》中，明确指出：“发行国民银行纸币，并严禁将现银出口。若继续使用中央纸币，将视为通敌叛国，予以严惩。”此外，郭沫若还与商人们就起义军的筹款事宜进行了深入协商。最终，商会同意筹集10万元资金，其中5万元即日交付，以支持起义部队的行动。（《石叻总汇新报》，1927年10月20日，第2页）

9月28日，郭沫若亲自撰写潮海关函件，旨在商讨借调一位英语翻译。信函中他写道：

启事：今日午后一时，本署郭监督将分别拜访本埠税务司及各国驻汕领事，现亟需聘请一名英语翻译员随行协助。

贵单位若能惠借翻译人才一员至本署，实乃我方所殷切期望之事。

此致

潮海关

潮海关监督署启（存广东省档案馆）

28日午后一点，郭沫若在潮海关的英语翻译陪同下，搭乘汕头税务司的小轮船，往返于汕头市区与对岸的礐石山之间。他依次拜访了潮海关税务司以及驻汕头的各国领事馆领事，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的宗旨，并介绍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汕头市革命委员会的外交方针，旨在使外国驻汕人员全面了解八一南昌起义军的对外立场。在郭沫若的积极斡旋下，荷枪实弹的日军撤退，而进港的英、日、美、法等外国军舰亦驶离，开赴远洋海域。

郭沫若手书潮海关借调英译员信函。

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刘伯承同样记载了郭沫若担任汕头交涉员后，对外国驻汕机构及其人员展开的安抚外交。他指出，随着八一起义军抵达汕头，帝国主义兵舰云集港口，假借保护侨民之名，登陆挑衅。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严密包围，起义部队形势危急，故而采取了温和的态度。经过多轮交涉，最终迫使帝国主义撤出汕头市区兵员，挫败了他们企图扼杀新生政权的图谋。

在汕头革命烽火正燃之际，敌方已对汕头、潮州等地实施了严密的包围，起义部队随即对部署进行了调整。27日的下午，贺龙率领2000名战士，与约4000名农工军并肩作战，乘坐7艘电船和4艘帆船，沿水路进军揭阳，并联合了前往揭阳的潮州驻军，总兵力扩充至6500人，在揭阳汾水之地与敌军1.5万余人展开了激战。然而，鉴于敌众我寡，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最终于30日夜遭遇了失败。得知前线战况的汕头起义军，被迫提前撤离了汕头。郭沫若在流沙与贺龙、叶挺等领导人汇合后，参与了周恩来主持的“流沙会议”。按照会议的安排，郭沫若在普宁年轻共产党员方家悟和区农会干部陈开仪的协助下，顺利抵达惠来县神泉港。之后，在神泉港陶器店老板陈少光的掩护下，安全抵达了香港。（《中共普宁县党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第68页）

在汕头，八一南昌起义军树立的革命红色政权——汕头市革命委员会，仅维持了七天便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然而，南昌起义军南征潮汕所播撒的革命火种，其影响深远，犹如燎原之火，为广州起义的爆发以及海陆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输送了宝贵的武装力量。潮汕的民众将这七天的辉煌时刻亲切地称为“潮汕七日红”。（《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第339页）郭沫若，因担任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个红色政权的外交官，其名亦因此载入史册。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的革命征程，于郭沫若心中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在纪实文学作品《海涛集》中的《流沙》与《神泉》篇章，他对自己撤离汕头后的经历进行了详实的叙述。（见《郭沫若作品经典第二十七册·海涛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04—230页）1956年3月24日，郭沫若在北京特地致信于二十余年前曾助他脱离险境的农民陈开仪，深情地以“老大哥”相称。他回忆道：“二十年前，您曾协助我们多位同志脱险，这段往事我始终铭记于心。”此外，他还特意询问了“引领我们至您家中的那位年轻朋友”以及“神泉陶器店的店主”。

1965年，文采斐然的郭沫若重返潮汕故土进行视察。参观潮州涵碧楼与普宁县流沙革命纪念馆之际，他先后挥毫题诗以记。其题涵碧楼之作云：

弹指卅八载，潮安梦绕心。

楼台倒映碧波，旗帜飞扬如火。

一夕附羽书，千秋血喷焰。

重访金山望，天地新异。

其题流沙革命纪念馆：

三十八年瞬息，故地重游。

烽火千里，风雷九陔。

正道沧桑掌握，新天日月安排。

美帝狂，纸虎将成灰。

如今，郭沫若的这两幅珍贵墨迹，已分别陈列于潮州的涵碧楼以及普宁“流沙会议”的历史遗址之中，其原作则被妥善收藏于潮州与普宁的博物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