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上将果断设立禁区：霸气划线阻挡，韩军71年未敢越雷池

1953年7月，站在后来人的角度来看，那时朝鲜半岛的战火已经逐渐平息，谈判也快要结束了，差就差韩总统李承晚那签个字。

藏在平静表面之下的暗潮涌动，一位刚到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兵团司令抓住了志司最后的机会，突然发起了一场让美军、彭总，以及李承晚都感到震惊的大战役。

这份震撼到底有多强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到了1971年，现在在那条崎岖不平的朝韩边境线上，那些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古老的碑刻一样，历经岁月仍然屹立不倒。

一、杨勇碰上了最后一班车

杨勇是“三杨”中最后一位上将，也是我军兵团司令级别的高层领导，最后一个进入朝鲜的。

说这事儿，其实心里难免有点儿惋惜。

我军的兵团司令级别的高级将领里，有邓华（十三兵团）、韩先楚（十三兵团）、杨得志（十九兵团）、宋时轮（九兵团）、王近山（三兵团副）、杨成武（二十兵团）、郑维山（二十兵团代理）这些之前曾经入朝并实际指挥过兵团作战呀，另外陈赓（志愿军副司令员兼三兵团司令员）、王建安、许世友也都曾担任过兵团司令员，不过都没有真正出去打过仗。

这些兵团的司令员，各自的指挥风格都挺有特点的。跟上面提到的那几位比起来，杨勇的指挥特色不算特别突出，但他果断利落，又稳重有底气，挺擅长掌控全局，指挥得也很细腻。要是他在抗美援朝刚开始就到了战线前头，估计能和韩先楚、郑维山各展所长，胜负难料。

杨勇曾在中野、二野担任七纵、一纵的司令员，1949年2月又出任五兵团的指挥官。前线的将士们在朝鲜激烈战斗时，杨勇从贵州的领导岗位抽调到南京军事学院接受培训，之后还担任了学院的高级速成系主任。众多高级将领中，唯独挑选他担任系主任，也说明刘伯承对杨勇的认可程度相当高。

1953年4月，杨勇当了第二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不久之后接到命令，前往朝鲜，接替郑维山，担任第二十兵团的司令员。

入朝时正赶上1953年夏季反击战的第二阶段，杨勇并不想抢功，于是让郑维山继续带领部队打直到第二阶段完成。

在第三阶段开战之前，杨勇还特意谦虚地请求郑维山再坚持打一段时间，可郑维山早已不再像当年晋察冀时那样冲动好斗，懂得人情世故，坚决推辞，把指挥权全部让了出去。

郑维山在第二阶段的表现真是精彩绝伦，三千人静悄悄地在阵前埋伏，把韩军搞得晕头转向。

不过郑维山没能达成出发时立下的豪言壮志：彻底清除金城突出部。

大家瞧瞧朝鲜半岛的地图，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线可不是沿着三八线直直延伸的，而是弯弯绕绕、错落有致的。实际上，朝鲜有一小块土地位于三八线以南，而韩国也有一块挨着在三八线以北。这个分界线基本上跟朝鲜中部的山脉走向差不多，也真实反映了第五次战役之后双方设立的防御线。

在金城方向，倒是有个韩军阵地向北伸出一块，插得挺深，直接嵌入志愿军的阵形里。这事儿一直让郑维山咽不下这口气，他想着再来第二阶段的反击，希望能把这个突出的部分打平。

不过，由于实力有限、地形复杂等因素，那个目标没能达到。

杨勇一接管指挥，马上被那块突出的地带吸引，顺口叫它“馒头”。至于怎么“吃掉”这个“馒头”，就成了杨勇心头挂着的大事。

想动手的话，准备条件是不是都到位了？

郑维山时的困难一点都没少：

后勤补给跟着大部队往前冲，只要冲不上去，那还是靠一周的攻势撑着。

兵力不够，还是不是志愿军兵少的问题，我军在朝鲜那边已经有上百万的兵力了，但也不敢一下子全押上去。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美军的反打反击让我们损失惨重，吸取了不少教训。前线有五个军，后面至少要有三个军在备用。攻破韩军的阵地不算难，真正难的是能不能及时派出后续兵力，扩大攻势的范围和深入纵深。

谈判逐渐逼近胜利的边缘，中朝联司以及国内都不太愿意让战事无休止地扩大下去。

那该怎么办呢？就让这个“馒头”一直这么搁着不管吗？

第二部分：规模庞大的反击行动

这可不是杨勇那一套性格。

姓杨的上将可是有四位，但大家都习惯叫“三杨”，这三位各自都很厉害，技艺都很了得。共同的特点是意志特别坚决，认准一个目标就要拼到底。

这可不只是摆阔气的问题。

军人在思考事情时，一方面得听从政治安排，但同时也得把军事上的底线牢牢守住。

金城突出部的存在，不仅让中朝联军挺难堪，从军事角度看，还对突出部两边的阵地形成了很大威胁。要说谈判能成功与否，很多时候都和战场上的形势紧密相关。要是李承晚不甘心，突然又向北挤过去，那可怎么办？

杨勇根据这个情况，搞出了个反击战役的计划，主要目标就是把突出部搞平，把整体阵线拉得更平稳稳的。

彭总对这个方案挺满意，表示可以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司令部深入研究，考虑扩大战役规模。邓华（代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就向20兵团发出了指示，除了平掉突出部分，还可以适当往后扩展一些纵深。

不光得把馒头啃完，还得顺势往南狠狠挖上一块肉。

确实很合杨勇的胃口。

为了确保战斗打得顺利，志司特别说明，除了20兵团下的60、67、68军之外，还把24军和54军纳入一线攻坚的主力阵容。至于24军，毕竟还由9兵团继续指挥，而54军就直接划到20兵团的麾下了。

对面那边的韩军有五个师的兵力，最厉害的首都师，还有韩3师、5师、6师、8师，总共大约六万多士兵，再加上二线的守备部队，总数差不多在八万七千多人左右。

我军的五个军，加起来人数足足有24万，比对方多出了大约两倍八，优势明显达到了2.8倍。

在火力方面，我军各类口径的火炮总数比韩军多出一些，差不多是1.5比1。不过，火力不足的问题还依旧存在。

内行看门道，越是大规模作战，对炮的口径和射程越倚重，如果对比重火力，我军的劣势很明显：

韩军配备了378门轻榴弹炮，而我军则有194门，大致是1.94比1。

韩军拥有234门重型榴弹炮，而我军只有35门，大概是7比1左右。要是再算上美军调来的72门，那差距就拉大到九比一了。

坦克方面，韩军加上美军一共有242辆，而我军只有15辆，差不多是16比1，根本没法比，比例差得太悬了。

战事一开始就暴露出火力跟不上，果然成了拖慢攻势的大问题。

当时，志愿军3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担心这场战斗打不好，就劝杨勇多准备点时间，或者改成小规模作战。杨勇不听，两人争执的事儿传到志愿军司令部，司令员就叫许世友、杜义德等兵团指挥员过来观战。

这一下，杨勇压力变得更大了。

这场仗的学问跟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可不一样。第二阶段整体说来更偏向战术，主要是打击某些点位，击溃营以下的敌人，更考验军下面的队伍的战术水平。

现在情况不一样啦，20军团直接指挥着4个军，另有1个军在配合作战，一共24万人，规模相当大。作为兵团的司令员，杨勇不用太在意那些阵前潜伏或者炮兵多轮次诱骗轰击（郑维山擅长这套），当然要是关注了，效果可能会更出色，打得更漂亮，那就像锦上添花、油里调糖一样，事儿会更顺吧。

不过大兵团作战有更重要的事，例如：

得把每支部队的攻击目标安排得妥妥帖帖，精确到位。

巧妙又恰如其分地推进攻势，让扩张的深度既明显又适度。

把各种部队的战役协调得既稳妥又高效，特别是考虑到作战编制里还有不归一个兵团的24军，以及被分成三部分的54军。

要提一句，54军原本是四野的，和从华北来的一些部队，比如60、67、68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次战役里，54军的一个师负责指挥中路的67军，另一个师操控西路的68军，而第三个师则由兵团部作为总预备队掌控。54军的军长丁盛还因此对杨勇搞华北山头的作战方案发了牢骚，说他被兵团政委王平狠狠批评了一顿。

关于炮兵部队跟主攻一线部队之间的衔接，有点小问题，要说配合得还不够默契。

战时后勤补给的事儿还得留心，保障供应方面还存在一些难题。

第六点，得赶紧灵活变换攻防策略。第五次战役的第二、三阶段出现挺大的损失，主要原因在于兵团一级没能及时调节节奏。攻势不顺的时候，转到防守也慢腾腾，反应还挺迟钝，结果部队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

杨勇在指挥作战时，打破了以往在国内的惯例，直接要求兵团参谋长萧文玖来制定作战的决心。

所谓的作战决心，包含了从战役准备到行动发起的整个流程，清楚地指明了部队的布置、攻击路线、兵力的分配、指挥的协调、后勤的支持、通信的联系以及工程作业等等各个环节，比一般的作战命令要详细得多。

参谋长萧文玖坦言他不会，杨勇脸色一变，严肃地说，你是参谋长，这事由你负责，必须得拿出方案来。

萧文玖是老红军干部出身，文化水平不太高，这事他可不懂，平时都是由作战处长打点。争论了半天，政委王平出来调和，最后还得由作战处长王树梁来写方案。

有些人的传记里不懂军事，竟然把让萧文玖写作战命令当成了指令，其实作战命令是执行作战决心的下级文件，没那么复杂，说白了就是几行字，参谋长要是不太懂文化，也能写出来。

嘿，你问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到这个细节，是不是觉得有点多余？其实啊，这么一说，就能更清楚地知道，有些人对军事知识了解有限，却还硬扯着让萧文玖去写作战命令，结果也就那么几行字，没啥复杂的。强调这个细节，就是为了帮大家避免误解，知道这事其实不难，也反映出一些人不了解情况还硬要说事的情况。

这算是大兵团作战走向正规化的其中一种方式吧。

解放战争那会儿，很多战役一打着打着就偏离了当初的决意，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兵团或野战军那会儿对作战决心的规划不够重视。原因呢，主要是在于底下的指挥员文化水平不高，看不懂，或者说懒得去琢磨。战役安排大多只提个大概，比如什么时候、在哪儿、打谁，缺乏更细致的控制和配合。这种情况也就导致战斗过程中偏离了最初的目标。

幸好，国民党军的水平也算不上太高，双方都时不时出错、走弯路，整体上我军还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

到了朝鲜之后还能这样坚持吗？

想象一下，要是到了朝鲜还这么随意，肯定不行。大规模的战斗越到关键时刻，越得靠平时细致的准备和严格的调度，控制得准准的。而指挥员嘛，得交待得明明白白，几行字、几句话，怎么能把整场战斗都掌控住呢？那简直就等于是自寻死路。

三、用强硬手段把突出的部分彻底平整掉

正是战前那种周密细腻的筹备，为20兵团的进攻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1953年7月13日那天，整整一个白天黑夜，20兵团的三个主攻方向都顺利达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把面前的韩军阵线打得溃不成军，还把那10公里的突出部分给削平了。

韩军那所谓的王牌首都师、第3师还有第6师都打得差不多残废了，李承晚在第二阶段反击之后，又被志愿军狠狠地狠狠给狠狠抽了个耳光。

大家都知道的奇袭白虎团、擒获韩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击毙机甲团团长这些战例，都是在西路68军的攻击行动中发生的事儿。

还得说一句，杨勇依然坚持用了穿插战术。

之前嘛，由于美军转守为攻速度特别快，我军几次用穿插战术都没奏效，反倒有时候孤悬敌后，还惹得重大损失，所以，从第四次战役开始，基本上就不怎么轻易冒险用穿插了。

开战之前，大家都在讨论战法，许多人的经验教训让他们坚持逐步推进，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往南猛打。杨勇对大家的意见部分采纳，但还保持了穿插战术，没安排团以上的单位出动，只派了68军203师609团的一个加强营进行战术穿插。

也没全照国内的打法去切断敌人的后路，而是从一线战场中穿插进去，攻击关键部位，实施战术伏击，结果非常顺利，成功端掉了首都师第1团（也就是白虎团）的团部，歼灭了美军第555榴弹营的大部分部队。一个排的力量完成了正面作战一个团都难以达到的效果。

这便是灵活运用，非具备高明智慧者难以胜任也。

杨勇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习倒没白费。

第一阶段三路突击部队基本上都打赢了。杨勇照着志司的吩咐，又安排了后续突击，向金城以南继续扩大攻势。

因为制空权不在我们这边，美军空军一直不断地轰炸我方后方的交通线，炮兵的弹药跟不上，光靠轻火力也难以取得太大的进展。杨勇见势头不错，就及时收手，打了几下就停止了南进。战前划定的两个目标，馒头已经攻占了，把战线也稳住了，但是想再往南狠狠地砍一刀，还是没成功。

邓华后来反思总结时说，要是事先布置好两支军队的兵力，展开南下扩展纵深的作战，得到的收获肯定会比现在多得多。实际上，杨勇只调动了不到四个师向南推进。

杨勇心里最担心的就是韩军一溜人快跑了，而我军还没有全歼哪一个整编师，二线的美军也已经集结完毕，不能轻易向南挺进。

这个想法稍微保守了一点，但对于巩固目前的阵地，可是帮助挺大的。

60军180师在副军长王诚汉的带领下朝南突进，是各军队向南攻打中最远的一次。等到发现美军和韩军开始反扑，早就在180师所有官兵心中演练过无数遍的收兵方案，立马就转化成了实际动作，180师接到撤收命令后，部队动作迅速、准确、沉稳，安排有序地后退，按照先伤员、后部队，先炮兵、后步兵的原则，稳扎稳打地返回了自己阵地。

180师用实实在在的表现，洗刷了第五次战役的耻辱。

美军和韩军觉得金城突出部没丢就算完事，谈判快要敲定了，真正的占领线也快变成协议里的军事界线，所以他们马上就开始反攻。

不过，杨勇早就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韩军连续奋战了八九天，在一连串山头上留下了数千具尸体，最终不得不撤退。

到这个时候，金城的突出部分，从向北伸展的弧线，变成了一条笔直的线，此后就没有再变过。

在金城以南的反击战中，我军击毙敌军78005人，战斗异常激烈，俘虏总数只有3395人，大多是急着报仇的韩军，剩下的都在伤亡之中。

根据志司的统计，这次战役中杀敌的数字大约只输给第五次战役的8.2万，是我方进攻作战中第二大胜仗。

7月27号，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全境的所有战斗完全停止了。

彭总心里其实还有点不过瘾，要是照金城以南那样的打法，再坚持两年，谁还能挡得住，把美国佬赶出半岛，简直不在话下！

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甘，不过，杨勇这条军事直线一铺开，21年了，韩军再也不敢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