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莫追寻父亲陈昌浩的历程

目睹了那针对父亲的批判大字报，陈祖莫（位于图中右侧一排）心中除了震惊与疑虑，更添了一丝幸灾乐祸的快感。“你总是烦扰你母亲，这下瞧瞧，报应来了吧。”

1967年，短短一个月内，命运对大男孩“维奇”陈祖莫的捉弄愈发残酷。6月23日，他悲痛地听闻母亲格兰娜离世的消息；7月30日深夜，父亲陈昌浩亦选择以服药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

早在三十余年前，命运便将“维奇”的父亲陈昌浩反复推搡，使他无法挣脱束缚。1936年，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在西渡黄河期间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在祁连山遭遇败绩，西路军两万人马覆灭，他也随之从军政的巅峰跌入低谷。

他最小的儿子陈祖莫，在漫长的岁月中，对此事浑然不觉。

他对父亲的印象，直至四十余年后，依旧如破碎的瓷器般，由零散的碎片拼凑而成，轮廓显得模糊不清。

“我的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我渴望探寻我亲生父亲的真相。”陈祖莫感慨道。历经岁月洗礼，他终于逐渐看透了层层迷雾和爱恨纠葛，揭示了其中的真实面貌。

我妈成了小太太

陈祖莫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是在他六岁那年，初遇“吉斯车”的那一刻。

那是在1951年的一个寻常日子，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乘坐的专车缓缓驶入莫斯科一栋陈旧的居民楼，他是来探访自己已“默默无闻”生活了12年的父亲陈昌浩。

“我们居住的院子颇为简陋，车辆驶入其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陈祖莫回忆道。出生于莫斯科，昵称“维奇”的陈祖莫，拥有中苏血统。他的母亲格兰娜出身于苏联的普通工人家庭，而他的父亲陈昌浩当时在苏联外文局担任一名职员。

陈昌浩在莫斯科的住所

在莫斯科，众人眼中，陈昌浩不过是一名平凡的机关小职员。他的过往鲜为人知，即便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也未曾透露过只言片语。

“我母亲并不清楚我父亲从事何种职业，她只是因为与父亲情感相投，便携手步入婚姻殿堂。自那之后，她对我父亲的过往不再多加关注，只要家庭中有孩子、有伴侣，她便感到无比幸福。”陈祖莫如此述说。

在苏联外文局任职期间，陈昌浩笔耕不辍，创作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一书，编译并出版了众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主编完成了规模庞大的新版《俄华辞典》。他将著作与翻译视为自己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使命，全身心投入，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记得我小时候，他正忙于编纂这部大字典……别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周末，而我父亲却整日泡在工作里，那般专注，仿佛那便是他生活的全部。”陈祖莫回忆道。

陈昌浩在苏联成就显著。

直至贵宾莅临的那一日，陈祖莫及其母亲方才隐约知晓，他们眼中那平凡无闻的父亲与丈夫，实则曾是红军中赫赫有名、声名远播的“军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彼时，已在苏联生活了十二载的陈昌浩，终获准许返回祖国。

陈祖莫对父亲那股兴奋的情绪印象尤为深刻。“我爸说，他要回国了，中国的一切都如此美好。”而格兰娜对此持怀疑态度，“或许是不愿相信他的话吧。”

1951年6月，正值不惑之年的陈昌浩，携同妻子格兰娜及幼子陈祖莫重返祖国。中共领导刘少奇等亲自莅临北京站，代表党中央热情迎接。

重返北京的陈祖莫，恍若置身于一个“贵族的世界”。轿车穿梭，警卫员与勤务员穿梭其中，厨师们精心烹饪美食……豪华的翠明庄招待所，与他们在苏联简朴的居所相比，宛如云泥之别。“起初，我妈担忧来到中国后的生活，未曾想，一踏上这片土地，她也变成了一个小太太。”陈祖莫回忆道。

转折点

1951年归国之际，陈昌浩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职务。

归国不久，昔日的战友，现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元帅，便在家中设宴款待了陈昌浩及其家人，以及曾在红四方面军共事的众多老同志。酒席上，陈昌浩低头致意，向那些昔日部下、如今已是共和国将军和部长们，逐一鞠躬，表达歉意。多年以后，陈祖莫方才得知，父亲此举的歉意，源于他领导的那支特殊的部队——西路军。

那，正是陈昌浩命运的转折之处。自那时起，他如同被抛掷的棋子，在外域漂泊了十余年，家国两茫茫，一切皆成往事。

年轻时的陈昌浩

1936年十月，为构筑通往苏联的国际交通线，陈昌浩与徐向前受命领率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主力西渡黄河，投入战斗，此部队自此被誉为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一役，西路军不幸遭遇西北军阀马步芳所率“马家军”的围攻，全军覆没，仅有少数战士成功突围，返回延安。孤军奋战四个月，西路军7000名勇士英勇捐躯，5600名战士被俘后遭受残酷虐待，被活埋，众多女兵遭受奸淫，或沦为乞丐，这段经历在红军史上留下了极为悲壮的一笔。

河西走廊之战兵败，陈昌浩在成功分散突围后，化身为商人，历经艰辛与磨难，终于跋涉归来，重返延安。西路军的覆灭，当时被视为执行张国焘所倡导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后果。

在延安的自我反省中，陈昌浩毅然扛起了战败的全部重责，坦言这是“贯彻张国焘错误战略”所导致的后果。此后岁月，他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及昔日的战友忏悔：“祁连山之败，我陈昌浩实难推卸其咎。两万精锐，英勇奋战于沙漠之中，共产党十年积累的力量，竟在内战烽火中消散，未曾与日寇正面交锋。每当忆及那些洒尽热血于荒野的英魂，心中便如万箭攒心。”

陈昌浩在苏联

历经一年的审慎反思，陈昌浩最终被调任至中宣部，担任宣传科科长一职。1939年8月，在毛泽东的批准下，身患严重胃疾的陈昌浩被送往莫斯科接受治疗。自此，他踏上了长达13年在苏联漂泊的艰辛旅程。

在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的安排下，陈昌浩于莫斯科接受治疗。康复出院后，他即刻向组织表达了归国的强烈愿望，然而并未收到任何回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际，生活所迫迫使陈昌浩不得不自谋生路。他甚至一度流落至中亚的一座名为科坎多的偏远小镇，在采石场辛勤劳作，度过了两年的艰苦岁月。

直至1943年中共中央将其寻回，他方才得以被委派至苏联外文局任职。这位昔日的红四方面军统帅，于是步入了平凡小职员的生涯。

不一样的爸爸

1951年归国之际，陈昌浩在多个场合公开忏悔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在向一位军报记者讲述红四方面军的往事时，负责端茶倒水的陈祖莫，无意间目睹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

1931年，一架国民党飞机因燃料耗尽，不得不在鄂豫皖苏区紧急降落，随后被红四方面军成功俘获。同年11月，年仅27岁的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亲自驾驭该机，与被俘飞行员并肩作战，一同飞往黄安城执行投掷炸弹和散发传单的任务，从而拉开了解放军历史上首次空战的序幕。红军空军的意外现身，令国民党守军陷入了极大的震撼，黄安城随之失守。翌年，这架见证了诸多解放军历史的飞机，被正式命名为“列宁号”。

我记忆犹新，那是一个配备单螺旋桨的教练机。因担忧飞行员会逃逸，我父亲毅然决然地亲自操控飞机，手持一把德国造的冲锋枪，将它顶在头顶，警告道：“若你胆敢逃跑，那我们就一同赴死。”陈祖莫此刻方才意识到，自己的父亲竟是一位英雄，与他过去那位编纂字典的父亲截然不同。

然而，除了那短暂映照出的英雄光辉，陈祖莫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种更为深邃、微妙的情绪。

年轻时的陈昌浩

他深知父亲并非等闲之辈，然而每当谈及往昔，陈祖莫听到的最多却是“你爸曾犯过错”。他也曾听闻他人言谈，“毛选”中提及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甚至有人断言，“我父亲当年曾与张国焘同属一伍”。

这不禁让年轻的陈祖莫陷入了困惑之中。“我曾自认为是一名干部的后代，那时我追求进步，内心深处总有一股感觉，仿佛我的父亲曾是犯错的干部，这使得我与他们有所不同。”

在陈祖莫心中，对父亲的情感终究凝结为1960年家庭巨变后的怨恨。

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次年春，身处青岛疗养的陈昌浩，忽然拨通了在北京读高中的儿子陈祖莫的电话，急切地邀请他来青岛——陈昌浩向儿子透露，他将与格兰娜分道扬镳。

陈昌浩及妻格兰娜

一旦离去，母亲便泪流满面，向我告知：“你父亲命我返回。”谈及往昔，陈祖莫不禁感慨万千，“我母亲，身为苏联人，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情感，这情感自然流露无遗。你们所言不尽准确，苏联并非如此……”，显然，这番话语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中难以被接纳，而陈家却恰巧身处其间。

陈祖莫态度坚决地表示反对，然而，他无力回天。他既无法宽恕父亲仅因这种理由便将母亲抛弃，亦难以体会陈昌浩所承受的无奈与苦楚。他坚定地站在母亲一方，努力劝说父亲回心转意，然而，在多次组织谈话之后，陈昌浩最终还是做出了离婚的决定。不久之后，陈祖莫与父母一同踏入了法庭的门槛。

陈祖莫自那时起，心中对父亲生出了怨恨。他始终困惑，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无端诉讼，无情地拆散了自家和睦。即便步入晚年，陈祖莫依旧清晰地记得，陈昌浩在法庭上见到他时眼中流露出的无奈，而那时的他，却全然不明其深意。

“最终，父亲转过身来，投来一瞥。那目光中流露着无奈，似乎夹杂着几分责备，”陈祖莫叹了口气，“仿佛在责问：为何你总是不懂事，为何你总是不理解，我之所以说出你母亲对我感情不佳，实在是出于无奈。”

自父母离异之后，陈祖莫及其母亲迁入了由组织分配的一处宿舍，自此与父亲陈昌浩的生活轨迹分道扬镳。由于二人均无稳定工作，生活来源仅限于每月从父亲所在单位领取的微薄生活费。

何依何靠？

因怀恨在心，离婚后的父子二人在两年多的时光里未曾相见。然而，重逢之际，正值文革年代。自此，陈祖莫的个人生活也步入了连绵不断的动荡岁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整个中国。到了1967年春季，中央编译局沉浸在激烈的批判浪潮之中。机关内部贴满了针对重点批斗对象陈昌浩的大字报。在这片汹涌的批斗文章海洋中，一位中苏血统的青年静静地阅读着，他就是陈祖莫。

“大字报最后上纲上线，说他打的不仅是一方面军，而且是毛主席，这已经是罪大恶极了，”陈祖莫当时除了震惊和怀疑，似乎还有一点点幸灾乐祸。“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就是说啊，爸爸你烦我妈，你看看，倒霉了吧。”

紧接着，眼前景象令他瞠目结舌。在那片覆盖天际的大字报汪洋中，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矗立其中，那是陈昌浩。

老年陈昌浩

“我目睹了父亲的变化，他与往昔大相径庭，肤色变得深沉，整个身躯似乎也膨胀了，令人恍惚觉得眼前的他并非真正的他。”陈祖莫如此回忆道。

陈祖莫终究未能迈步与父亲面对面。他匆匆离开，内心纷扰，矛盾重重。“若走上前去，我该说些什么？是告诉您，我又来探望您了吗？还是让您看看，您受委屈了？我内心纷乱，矛盾不已。”

五十年前的那个阴沉午后，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丛中，在人潮涌动的喧嚣中，陈昌浩宛如一叶孤舟在漩涡中飘荡。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陈祖莫的记忆深处，那是他此生最后一次目睹父亲的身影，而更为猛烈的暴风雨正悄然逼近。

文化大革命伊始，正值大学新生的陈祖莫，热切投身于造反的风潮之中。然而，随着他一度崇敬的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甚至包括了父亲，陈祖莫对于革命的本质开始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他渐渐失去了对造反的热情，选择返回家中，渴望在母亲屋檐下那片微小的宁静中躲避现实的狂风暴雨。然而，这场风雨并未因家门的遮挡而减弱，反而愈发狂暴激烈。

1967年6月23日，与我同命相依的母亲格兰娜，于家中遭拘捕，其行踪至今成谜。

直至彼时，陈祖莫方才获悉，母亲的罪名竟是“苏联特务”。母亲的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而一连串的噩耗却如同潮水般接踵而至。

在母亲被捕之际，陈祖莫匆忙前往父亲工作的地方索要生活费用，然而传来的却是父亲离世的消息。“他横行霸道，你竟还敢来索要钱财？你父亲已逝，还有谁会给你钱？”陈祖莫感叹道，“我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我还能依靠谁呢？一切都没了，这个世界上再无亲人”。

文化大革命初期，身负“黑历史”标签的陈昌浩便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受了接连不断的批斗、羞辱与折磨。他亲眼见证了彭德怀、徐向前、贺龙、陈毅等同志戴着高帽在街头游行的凄惨景象，听闻李立三因“畏罪”而自杀身亡，张霖之则在批斗会上惨遭活活打死。陈昌浩深知自己背负着“罪大恶极”的罪名，命运难以逃脱。1967年7月30日的深夜，在红霞公寓中，绝望至极的他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遗体未经公开仪式便秘密火化，骨灰最终被弃于荒郊野外。

“我妈回来找谁？”

彼时的陈祖莫几乎被接踵而至的噩耗击垮。他整夜在家中播放着《天鹅湖》的开篇乐章，却依旧无法入眠，“仿佛能感觉到床底有人正要对我下手，恐惧感倍增，于是将一把剪刀放在枕边，静待那个神秘人现身”。

数月之后，我家遭受查封，陈祖莫亦被迫离乡。在校园中，他饱受监控与审视，沦为“反革命”之父、“苏修特务”之母所孕育的“修正主义土壤”上的“幼苗”。

他存活下去的信念源泉，仅剩对母亲格兰娜依然健在的深切祈愿。“我必须等待，若我先行离世，她回来又能寻到谁呢？”

1968年，陈祖莫踏出大学的校门，随后被分配至山西洪洞县的部队，开始了劳动改造的生活。在文革的狂潮过后，那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陈祖莫，终于深刻体会到了父亲在离婚法庭上那无声却饱含责备的目光。

“我对父亲怀有深深的怨恨，因为他对待母亲的方式让我心痛，但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的恨意消散了。”陈祖莫感慨道，“并非父亲对母亲或我有所不公，实乃他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无力改变现状。”

陈祖莫接受采访

在洪洞度过了逾一年的时光后，陈祖莫终于得以重返京城。然而，世事变迁，物是人非，他发现自己竟无家可归。于是，他被安排至门头沟青白口公社继续投身劳动，这一干便是五年。五年时光匆匆而过，他终于等到了组织分配的工作机会。就在此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不期而至——“四人帮”专案组找到了他，告知他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格兰娜竟然还活着。

在一个不久将临的黎明时分，陈祖莫被专案组引领至北京秦城监狱，在那里，他与阔别六年的母亲重逢。然而，他未曾预料到，这竟成为了接踵而至的悲剧的序章。

陈祖莫回忆道：“母亲宛如一尊木偶般静坐在我面前，她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询问我为何而来。”格兰娜对儿子的认出已变得模糊不清，她的神智似乎已经失控。

六年未见，母亲不仅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焕然一新，与往昔判若两人，这情景让陈祖莫深受震撼。在此之后，陈祖莫多次前往探望，但母亲对他始终冷淡以对。直至他带着新生儿的身影出现在母亲的面前，她的精神状态才有所缓和。1975年，格兰娜被调往芜湖服刑，为了更好地照顾她，陈祖莫毅然决然地带着家人一同搬迁至芜湖。

父亲是何人？

随着文革喧嚣的落幕，1980年春，芜湖的陈祖莫毅然决然地鼓起勇气，向胡耀邦同志寄去一封恳切的信件，表达了重回北京的强烈愿望。

陈祖莫对当年见到胡耀邦的场景记忆犹新。“胡伯伯他马上要开会了，坐在台阶上，当时跟我说，陈昌浩的儿子啊，陈昌浩好同志嘛”。就这样，十三年前的“革命罪人”，如今忽又成了“好同志”。

不久，中共中央为陈昌浩恢复名誉，并举行了追悼会，五百多位人士前往致哀。此时，陈祖莫对父亲的认识越发感到困惑，从采石场工人、小职员到小干部，再到被视为罪人，这些纷繁的身份变化，似乎都无法全面展现真实的父亲。他的人生中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未知的秘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中央召开陈昌浩追悼会

自那时起，陈祖莫踏上了探寻父亲往昔足迹的旅程。他穿梭于众人记忆之中，追溯父亲的身影，也在父亲遗留的旧迹中探寻那些未曾听闻、未曾触及的真相。随着陈祖莫的深入挖掘，陈昌浩那匆匆离去的生命里，那些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轮廓，逐渐被重新拼凑，一一浮现。

自2000年起，西路军的研究领域逐渐走向公开，外界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趋于客观。实际上，早在1983年伊始，李先念同志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采纳陈云同志的建议，撰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该说明指出，西路军所承担的任务系中央所定，自始至终均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下进行，其重要军事行动亦系中国军委的指令，或经中革军委的批准，并非执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然而，李先念的《说明》以及中央常委的批示，当时仅限于存档，并未为公众所知。直至《陈云年谱》公开问世，这段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关键结论才终于公之于众。

“我方才深刻领悟，他为了党的利益，不惜舍弃一切，乃至献出了自己。”陈祖莫感慨道，“更进一步地说，他舍弃了儿子，牺牲了家庭。为了这一崇高事业，他最终选择了隐忍不言，许多话未及倾诉，便悄然离世。”

数十年后，陈祖莫步入晚年，终于接受了“陈昌浩之子”的身份，“我为父亲感到无比自豪，这种情感以前从未有过。”他内心深处已宽恕了父亲，“若我的话语能够穿越生死，若父亲在另一个世界有所责备，我想我便能释怀。”

西路军烈士墓碑

2008年的深冬，塞外的寒风凛冽呼啸。远赴澳大利亚定居的陈祖莫，携家人首度踏足甘肃张掖高台县的西路军烈士纪念馆，以缅怀其父对西路军阵亡将士的祭奠。这片土地，与陈父一生的荣光与磨难，与他个人的流离失所，都有着难以割舍的纽带。抵达此地后，陈祖莫便陷入了一个奇异梦境。

“我梦见了父亲。”陈祖莫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既兴奋又细腻的表情。在梦中，他感觉父亲似乎有许多话语想要倾诉，然而却只是凝视着他，并未开口，“毕竟我们之间，确实积攒了许多未说出口的心声，而那些机会，也始终未曾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