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宪：林彪、江青集团的权力斗争内幕

吴法宪回忆：

林彪、江青争斗

作者：汪文风

《从“童怀周”至审视江青》——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8月版

揭露林彪、江青集团由勾结转变为争夺的真相，戳破江青声称其与林彪集团进行斗争的谎言，经与中央“林彪、江青集团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组取得联系，我们特地与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前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进行了深入交谈。

吴法宪身形矮胖，与人们心目中的将军形象相去甚远。在隔离审查期间，他的饮食尚可，活动量也颇为有限，似乎心无旁骛，就这样渐渐演变成为一个圆润饱满的球状体。

他的态度尚算端正，坦承自己犯下滔天大罪，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于党和政府应如何应对，他并无过分之词。

面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总能遵循事态发展的逻辑，逐一详细解答。他的表述既耐心又细致，我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他并无任何狡诈之处。他竭力试图与我们拉近关系。一般情况下，交谈双方除了隔着一张桌子，还需保持四五步的距离，这是出于管理层的考虑，以防发生暴力行为。然而，在审问吴法宪的过程中，他一边回应我们的提问，一边缓缓移动木椅。随着吴法宪不断调整椅子的位置，他的椅子渐渐靠近我们的桌子，直至我们可以伸手触及。

吴的心情总是洋溢着愉悦，他的言谈举止仿佛在编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嘴角总是挂着和煦的微笑。他时而戏谑自己及同伙的荒谬之举，时而犀利地讽刺江青集团那些文过饰非、武断专横的人物。然而，一旦话题转向自己，他的表情便会变得尴尬，仿佛有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吴法宪与江青集团成员相较，有着显著的差异。他早年投身于解放事业的征战中，南征北战，冲锋在前，与代表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众多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而追溯其根源，竟涉及他自身的过失与罪行，提及此事，他心中颇为痛楚。这无疑是他真挚情感的流露。

吴法宪的问题，核心在于一个“变”字。他由人民的功臣沦为了人民的罪人，这种转变并非单纯源于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而是源自对权势的强烈渴望。他极尽巴结之能事，先是林彪，接着是叶群，乃至林彪与叶群的儿子林立果。即便身为年过花甲的老将军，他仍不吝于搀扶那位身强力壮的林立果攀登长城。这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封建依附意识在特定环境下被激发并恶性膨胀。

在1970年8月21日的庐山之巅，一张珍贵的合影记录了历史时刻：从左至右依次为李作鹏、林立果、邱会作、叶群以及吴法宪。

林彪与江青的勾结，其渊源可追溯至1966年2月2日至20日，当时林彪委托江青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整理会议纪要的时期。

彼时，林彪意图借助江青的独特身份，而江青亦欲利用林彪的特殊地位（尽管林彪身为国防部长，实则无法随意调动我国所有军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屡次声称要请一尊“神”，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江青与林彪的勾结。紧接着，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密谋策划，炮制了旨在歪曲、篡改党的历史，为其篡党、篡政、篡军夺权服务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

吴法宪表示，该任务原本是由他负责组织写作班子来完成的。他事先明确指出，写作内容必须遵循特定的范围，不得涉及某些内容，以及对于哪些人可以参与写作，哪些人不宜参与，以及各自应如何表述等都有详细说明。他们所策划的，实质上是一部完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实的虚构之作。这部虚构的历史稿件，最终竟演变成为林彪、江青集团用以打击某些人、庇护某些人的依据和盾牌。

吴法宪曾言，即便是这样的举措，林彪与江青一伙亦分两路行事。他们不仅指派吴法宪组建了秘密写作小组，还于高级党校设立了另一套写作团队，另撰一文。自江青、康生与聂元梓联手抛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大字报”（实则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以来，直至1967年1月，他们又掀起了所谓的“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自上海席卷全国，使得江青集团的势力得以迅速扩张。他们借势广泛安插亲信，夺取权力。然而，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由于与林彪集团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分歧，这引起了林彪集团内部一些主要成员的不满。

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林、江之间的合作关系已演变为分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众人物，目睹江青、张春桥将众多他们所能控制的造反派首领、打砸抢分子以及流氓分子塞入九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却未将林彪集团所掌控的类似分子纳入其中，这让他们倍感愤懑。因此，黄永胜、吴法宪暗中联络，邀请部分人不要为江青集团的部分头目投票。

在投票截止之际，江青与康生等人察觉到各自所得票数锐减。康生勃然大怒，遂将汪东兴同志唤至身边，急切地质问缘由，并要求彻查票数，核对未投他们票者之笔迹，意图探明究竟是谁搅乱了局面，一时间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这标志着林彪、江青两大集团从违法乱纪、共谋篡党篡政篡军夺权，逐渐演变为各自为政，正式展开权力争夺的序幕。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者，然而，“中央文革”的众多成员，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均由江青与康生所指派，无人听从陈伯达的调遣。更甚者，江青还利用“中央文革”的会议场合，对陈伯达进行刻意刁难，令其当众遭受羞辱。

孤立无援的陈伯达深知，林、江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终将激化并导致决裂，因此他选择投向了林彪一方。

林彪和陈伯达

林彪曾言，夺取政权需倚重笔杆子和枪杆子，而巩固政权亦然。彼时，林彪自认为麾下的枪杆子并非难题，所缺者乃笔杆子之才。客观而言，陈伯达确实著有数部著作，并非如某些文章所指责的那般文句不通（固然，陈伯达的著作中亦或有语句不够流畅之处）。

陈伯达遂投向林彪麾下，双方一拍即合，彼此各有求于对方，均感欣然。于是，在林彪的撑持下，陈伯达奔赴各地部队进行讲演，展开活动，由此与林彪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形成了林陈集团。

于江西庐山举办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众人物，连同部分中央委员，公然漠视毛主席曾六次强调不宜担任国家主席的立场，执意设立国家主席一职，并将是否支持此提议上升至“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甚至比作是两者的分界线。显然，这些人各有其动机，其中不乏阴谋家与野心家，他们打着敬仰毛主席的旗号，实则图谋自立，或是寻找庇护之所。另有部分人，则不幸成为了林彪、陈伯达等人的追随者。

踏入贼船易，脱身贼船难，观察众多干部的遭遇，不难发现他们多数陷入了上当受骗的困境。

另一方，是以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主的。他们知道毛主席多次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也情知他们几个人这时难以当上国家主席，于是，他们顺着毛主席的话，也反对设国家主席。由此，两个罪恶集团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和互相坑害。

林彪、陈伯达虽然说毛主席是天才，应当就任国家主席，但是早就有人暗地里宣扬过，林彪是个天才（林彪自己也说过他的儿子林立果是天才），应该当国家主席。叶群就对她的同伙说：“若非如此，林彪又当置于何地？”此言一语中的，揭示了其中的“天机”。

尽管如此，林彪、陈伯达所公开举起的旗帜，仍旧颂扬毛主席为天才，并坚决支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这无疑使江青、康生等人陷入了极其尴尬且被动的境地。

林彪与江青两大集团实力相当，彼此间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势均力敌的态势，宛如一枚天平，其重心正逐渐偏向林彪一方。面对这一局面，毛主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表面上，他似乎是在批评陈伯达，实则不然，他亦是在对林彪进行批判，指出其“大有炸平庐山，使地球停止转动”的狂妄野心。

在1962年伊始的七千人大会上，与会干部针对前些年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问题展开了批判，这一议题遂成为会议的核心焦点。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天灾人祸，以人祸为主”的观点。尽管毛主席对此表示了认可，但从他的思想态度中不难看出，对此尚存疑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发表了与大会批评的共产风、浮夸风、平调风等精神截然相反的言论，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然而，自从他担任国防部长，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屡屡失策。他对于毛主席的过度赞誉，诸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以及“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等论调，尤其是他广泛搜集的所谓“政变”经验，自然无法逃过具有深厚革命斗争经验的毛主席的眼睛。他的行为举止，引起了毛主席的警觉。

早在向江青发出的密信中，毛主席便对林彪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尽管他持续将林彪置于高位，甚至赋予他更多的荣誉，却始终如一地对他进行着密切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

自延安时期起，毛主席便对陈伯达存有微词。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与陈伯达企图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从领导层中剔除，此举亦让江青处境尴尬，而此正是毛主席所不愿见到的局面。于是，毛主席对陈伯达予以严厉的打击，实则意在挫败林彪的企图。此举使得林彪势力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关于这场斗争，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林、陈集团的理论纲领，将设立国家主席视为其政治纲领。他们的意图在当时，无疑是企图取毛主席而代之，夺取毛主席的权力。这似乎只是一种在问题发生后形成的论调。因为任何反对毛主席的行为，都必然会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无尽愤慨。仅仅指责他们反对江青、康生等人，是不足以引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如此强烈的反感的。在那个时代，整个中国大地，没有任何势力敢于公然与毛主席的辉煌成就、崇高威望、卓越智慧和强大力量相抗衡，更不用说推翻毛主席了。

林彪和江青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以售其奸的。林彪和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主要还是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搞个人迷信上作竞争，在争宠争权。在争取更加优越的地位和条件上削弱对方，以便在身体多病、年老体衰的毛主席身后，夺得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各自都意欲要求对中国进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这一罪恶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意图推行类似“父传子”的世袭制度，宣称马、列、毛、林四代之中，他的儿子林立果将成为第五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一行径旨在实施一种结合封建与资本主义特性的法西斯式邪恶统治。

江青公然吹嘘吕后贯彻了汉高祖的治国方略，武则天延续唐太宗、唐高宗的优良政策。然而，实则江青图谋成为女皇，意图推行封建法西斯的统治。

在庐山会议上，他们彼此间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争斗至头破血流。尽管他们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行事，迎合了毛主席当时某些偏“左”的观点，以赢得信任，但其内心深处，仍怀揣着父传子、妻承夫的封建皇权继承观念。

自庐山会议落幕，毛主席亲自南巡，对南方各省份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召集地方及军队的领导人举行会议，就林彪的相关问题向部分同志进行了明确指示。此举鉴于林彪与陈伯达的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毛主席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是在林彪探得毛主席的行踪和措施以后，狗急跳墙搞的一个孤注一掷的反革命罪恶行动纲领和计划。前一部分，是他们也看到了搞极“左”的人必然脱离群众，不得人心，是为了在阴谋一旦得逞之后用以笼络人心的。后一部分，才是他们实现阴谋的行动指南。

然而，在彻底揭露林彪集团之前，《“五七一”工程纪要》不过是一份鲜为人知的密件。恐怕只有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余新野等寥寥数人知晓，即便是在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供述时，也都表示未曾见过此物。从事实与时间线来推断，这样的陈述在逻辑上似乎合理，且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过往的某些“左倾”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也对“文革”提出了质疑。然而，正如俗语所说，揭开一块布，难道看不到隐藏的尾巴？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长期以来的行为，从林、江的合作到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武装政变颠覆国家，但阴谋败露，林彪逃亡途中飞机坠毁于蒙古国温都尔汗。这不正是极“左”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吗？显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谋取不义之名。

广大民众与干部均深知，国力衰微、民生凋敝之现状（固然主要归咎于自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历代统治者、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亦包含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无法推卸责任，更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无端破坏），导致众多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在国际舞台上孤立无援。这些行径，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相较，亦不遑多让。因此，当林彪夫妇及其子侄在蒙古温都尔汗自我暴露、自我毁灭之际，党内外公布《“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时，尽管从文字表面上看，该纪要似乎在批判“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弊端，但群众立刻洞悉，这不过是林彪集团为笼络人心、实现篡党篡政篡军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虚假表演，因此对其深恶痛绝。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行所为，皆是利用毛主席的“左”倾错误，将其推向极端，旨在搅乱全国、篡党夺权。因此，周恩来同志主张批判林彪、陈伯达，批判“左”的错误，以消除“左”的影响，这一主张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若对林彪、陈伯达的“左”倾思想进行批判，便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江青，进而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这却是毛主席所不同意的。毛主席曾明确指出，林彪企图篡党夺权属于右倾行为，且是极端的右。毛主席的这一论断，自有其道理所在。鉴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诸多内容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故此，毛主席的评述显得尤为准确。

在我看来，需将思想倾向上的偏差与反革命阴谋集团明确区分。对于反革命阴谋集团而言，无论其“左”或“右”，本质上都是过度偏离，其目的不过是在错误思想倾向的驱动下，企图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图谋。而错误的思想倾向，则往往涉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对待错误思想倾向，我们应当耐心引导，阐明其危害，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认识并摆脱这种影响。